庚子年间京官与本省之间的关联，更多地体现在南省京官身上。陆玉芹在其博士论文《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中认为，浙江籍京官许景澄、袁昶被朝廷所杀，本质原因是“帝后之争”和“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所谓“帝后之争”，在陆玉芹看来，《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所述慈禧太后对于光绪皇帝在御前会议上执许景澄手而泣的情形耿耿于怀，表明“御前会议上许、袁异常行为触动太后敏感的神经”，遂罪以“语多离间，大不敬”。“自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海外，但勤王之声不绝于耳。慈禧太后惟恐新党死灰复燃，扶植光绪，迫她归政，许景澄、袁昶虽算上不帝党，但主和的主张与皇帝一致，又与皇帝结成一团，这是太后最不能容忍的。”[52]实际上，己亥立储时，浙江籍绅士经元善领衔1231人联名致电总署进行抗争，亦为浙江籍的宋恕便得意地表示：“此次首次名皆浙人，又如汪穰卿之弟贻年及章枚叔等浙中名士颇多列入，于是政府内外始有‘浙中帝党’之目而忌及浙人，海外则亦因之看重浙人焉。”[53]“看过经元善等人的奏电，慈禧勃然大怒，较诸康有为事败时犹觉利害，连在场的各太监及进呈电报的礼亲王亦惊慌异常，恐遭怒及。”[54]由此可见，陆玉芹关于许袁死于“帝后之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