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台湾的现代诗只是一小撮人在象牙塔里的吟风弄月，是不负责任的话。早在一九五七年，彭邦桢和墨人合编的《中国诗选》里，便已有一位工人出身的诗人吹黑明。第二届中国现代诗奖得奖人之一的吴晟，则不折不扣是农民出身。至于写诗而成名的军人，更在一打以上。台湾的教育这么普及下去，迟早人人成为知识分子。我们乐于展望，工农兵出身的作家愈来愈多，不但如此，希望渔民、盐民、商人、公务员等也能产生他们自己的作家，做他们那一行的代言人。台湾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虽未臻于理想，但是绝无阶级和职业的歧视，工、农、兵、商和公务人员的子女，都可以凭自己的学识进入大学。希望在教育的均等机会和文坛的开放门户之下，台湾能培养“工农兵商公教”的全民文学，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工农兵”文学。
少数作家在自卑复自虐的心理下，处处低贬知识分子，责备他们自私自利，不肯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这种自命进步的普罗文学观，其实是已经落伍的时髦，至少在台湾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台湾，人人得为大学生，改行也颇自由，知识分子并非固定的阶级。在某些国家，连妓女都振振有词，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终日自惭形秽，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还要别的知识分子陪他们一同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