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唐太宗也是这样看的，如贞观十一年，他对房玄龄说： “古来帝王，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可见，房玄龄的对答不过重述了六年前唐太宗的原话而已，然而，经过承乾、李泰党争之变后，太宗却改变了看法，把责任归咎于臣下。其原因是有不少功臣子弟参与太子废立的党争活动，由子弟涉及功臣，房玄龄难免身处嫌疑之地，唐太宗当然就不像往日那样信用不贰。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或插手承乾与李泰的党争，又兼国戚的特殊身份，这两个优越的条件正是唐太宗特别信任他的根源。
由于唐太宗的倾心信任，长孙无忌已大权在握，当太宗询问他立李治、百官会有什么反映时?长孙无忌竟敢打保票。后来当太宗临终之际，顾留李治说： “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他深知李治庸懦，非有“良佐”重臣，不足以成大事；而无忌、遂良正是群之“良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长孙无忌之勋戚可依也，褚遂良之忠贞可托也。”这是最终促使唐太宗立李治为嗣的根源。
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治立为皇太子后，太宗选用一批元老重臣，组成一个阵营强大的“辅佐”班子。史称： “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如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劫为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大亮为右卫率，于志宁和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勖和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褚遂良为太子宾客。针对李治仁弱缺点，命刘泊、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替到东宫与太子谈论，以提高李治的学识与决断能力。在太子辅臣中有三人值得特别注意，一是长孙无忌以太子师位居三师之首，是辅臣里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二是李劫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有学者认为此职“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史传表明李劫没有积极参与拥立李治为储君的活动，太宗为什么特加垂青呢?因为李治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督，李劫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唐太宗以下属故旧关系，期望李劫尽心辅弼，曾说： “我儿新登储位，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三是褚遂良以谏议大夫兼太子宾客。有史学家注云：太子宾客，正三品。古无此官，唐始置，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次年，又擢升为“以宰相兼宾客。”可见，李劫的“同三品”与褚遂良的“太子宾客”都是职衔宰相，因人而设以示特殊恩宠的举措，说明唐太宗此时早已虑及自己死后辅佐李治的人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