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去世之后，男性角色便始终缺席（或仅充当背景），抹去“障碍”后女性角色的多样性才得以淋漓展现，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间存在间隙，其所对应的家庭与社会两种环境外便衍生出“第三种环境”：最明显的是化妆间，不仅是进行伪装（戏中戏）的第一步，之后则与虚拟人物交换身份赚取抵抗外界的时间，并且所有的苦难都在此被叙述和呈现，苦难被浓缩提炼后再次看到《邪花劫》般对自由的讴歌；其次便是隧道内奔驰的火车车厢，简单的光影结构搭建出穿越异世界的错觉（地理位置的切换引出多重身份），人物的存在只以动作暗示，是表面安静但内心不凡的空间捕捉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关于疾病（广义而言，如儿子的死亡，手术，艾滋等）的隐喻与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异常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