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眼中闪过小团体的形象,心中一动;罗斯多却继续大发牢骚,使吕西安听着出神。
“在这个发酵的大酒桶里,我说的那种人寥寥无几,和真正的情人一样少,和金融界中来路清白的财产一样少,和新闻界中洁身自爱的人一样少。我今天告诉你的经验,从前也有人告诉过我,可是没用,正如我的经验对你也不会有用。内地每年有一批年轻的野心家,受着同样的热忱鼓动,扬着脸,逞着傲气,赶到这儿来,就算不是愈来愈多,至少每年相仿;来干什么?来向时行的风气进攻。时行的风气好似《一千零一日》中的多朗铎德公主,个个青年想做卡拉夫王子!可是一个都猜不中她的谜[153]。大家掉入苦难的沟壑,报界的泥坑,书业的沼泽。这些要饭的花子,替报纸写写小品,社会新闻,传记性质的稿子,或者受精明的字纸商委托,写一些小册子——出版商都喜欢半个月内销完的无聊东西,不欢迎要相当时间才能出售的杰作。这批小青虫没有变成蝴蝶就被踩死了,他们只求活命,顾不得什么羞耻,下贱,对一个新出台的人才咬一口也好,捧一阵也好,但凭《立宪报》《日报》《辩论报》的大老板吩咐,只听出版商的号令,或者受一个嫉妒的同道请托,为的什么呢?往往为了吃一顿。一朝过了关,早先的苦处全忘了。我替一个混蛋做了六个月枪手,写出我最有才气的文字,算是他写的;他凭着这批样品当上一份副刊的主编,非但不请我合作,连五个法郎也没给我,而我见了他还不能不伸出手去,跟他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