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二首》立论精严，评论精当，可谓形象之史评。即于李于郑，亦严加区分。李训只是才疏无谋，空谈误国，原其本心，则在诛宦。而郑注则是阴险小人，谗事文宗，企图借诛灭宦官而操纵朝廷，包揽大权。故于《有感二首》外，又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予以讽刺揭露。
一般言之，一起重大事件，于发生之时或之后未久，极难做出确评。不仅因许多当事者尚健在，难免以甲就乙，言不由衷，更因人们于事件之认识有逐步深化之过程，且事件本身亦须经历史之淘洗，始能刷其表象，显露其本质真实。商隐能于数月后确切精当地评价“甘露之变”，其把握现实及深刻之判断力，当以深邃之思想家、冷峻之史学家目之。
李商隐一介书生，于宦竖横行杀戮之时，以其诗心铁胆，不顾个人安危而发此震聩之声，实皆植根于维护朝廷，忧国忧民之爱国思想。李商隐应是晚唐一位热烈而清醒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