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下，我点一根火柴，”他说，他总是那么有办法，“你们请上楼吧！”
他捏着一根点亮的日本火柴在前面引路，但是这一丁点儿火光是很难驱走黑暗的，他们只得跟着他，摸黑上楼。到了二楼，他打开门，走进去，点亮了一盏煤气灯。
“请进来吧！”他说。
这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只有一扇窗子，屋里仅有的家具就是两张铺着垫子的中国矮床。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只大箱子，用一把精巧的锁锁着，箱子上是一只破旧的托盘，托盘上摆着一支吸鸦片用的烟枪和一盏灯。屋子里有一股刺鼻的鸦片烟的味儿。乔伊斯先生和罗伯特坐下来，黄志成递给他们香烟。不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他们刚才看见的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矮墩墩的华人。他用流利的英语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在那位同乡的身旁坐下。
“那个华人妇女快要来了。”黄志成说。
店铺里的男仆端进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茶壶和茶碗，那个胖子给他们两位倒茶。克罗斯比谢绝了。那几个华人在私下议论着，但是克罗斯比和乔伊斯先生一声不响。终于，屋外传来讲话的声音，有人低声叫门，胖子走过去开门。他在屋外说了几句话，然后陪着一个妇女走进来。乔伊斯先生看了她一眼。自从哈蒙德死后，人们对这个妇女议论纷纷，但乔伊斯先生却从没见过她。她的体态略微显胖，不能算得上年轻了，脸庞宽宽的，面上没有什么表情，脸上搽过脂粉，两道眉毛画得又细又黑，但她给人一种很有个性的印象。她穿着浅蓝色上衣、白裙子，一身装束既不是欧式也谈不上中式，但是脚上却穿着中式的丝面拖鞋。她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项链，手腕上戴着金镯子，耳朵上吊着金坠子，一头黑发上别着金簪子。她慢腾腾地走过来，一副自信而从容的神情，只是脚步有些许拖沓。她紧挨着黄志成，在床沿上坐下。黄志成跟她说了些什么，她点点头，朝两个白人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